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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2009 试说新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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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貌似很久没有和趴体过不去了……其实只要天天看新闻，你天天都可以把趴体拧出来调戏一下的。 6/3/2008 够不够软？回家这段时间就没闲着，马不停蹄地吃喝玩乐。喝夜啤酒的时候，兄弟说，最近单位要搞反腐倡廉的活动，特来求软文一篇以应付交差。我高兴得一拍大腿，说：“操，这不是把party送上门来让我骂吗？”兄弟一下脸色大变：“喂喂，你可别乱来啊。我是来求软文的，你要是写得硬邦邦，我就死得硬邦邦了。”我一下没了兴趣，兄弟赶紧说：“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我优雅地吹着啤酒瓶子，斜着眼睛睥睨一眼：“你哪个党的？” 找寻最优反腐之路 官员多难，才能兴邦。 5/7/2008 答疑，我的愿望看完any同学的留言，我沉思了很久。我不得不说，中国的民主道路和言论自由思想的传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我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我们所宣扬和追求的民主以及自由言论的权利，和承载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丘吉尔说过：“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民主是目前看来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就这点，甚至包括我们party中央的官媒都不好意思否认。（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而言论自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普世价值，已经得到包括东方和西方文化下的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可。甚至毛泽东也说过：“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争论的焦点往往在于言论自由的表达形式。言论自由并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允许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句话听着很别扭，但其实我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和权利，但每个人都将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这后半句在国内常常听到，在西方反倒不常被人提及。原因之一是，这种理念在西方已经深入人心，无须常挂在嘴边；原因之二是在中国，多数情况下这句话表达的是一种明显或者暗含的威胁，即提醒言论者说这样的话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被“河蟹”掉。 言论自由是一种多样性竞争的结果，也是过程。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一个只有CCTV真理部的中国，和有CNN，ABC，NYtimes，Fox，wpost等众多媒体的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世界没有圣人，所有被一个声音表达出来的状况未必都反应的是客观事实，何况还包括我们常常指责的“险恶用心”需要算计在内。一个言论的正确与否，显然需要事实来说话。CNN的报道的失实显然不是言论自由的错，恰恰相反的是，正是因为言论自由，才让CNN的“胡说八道”很快的曝露在世人面前。而在这个事件里，我们party的所作所为最让人诟病的是：在事件发生后，首先想到的是封锁，将所有西方媒体赶出西臧，几天后发布全国统一口径的所谓“真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这个所谓的“真实情况”是否真实，这种违反基本言论自由标准的做法就已经授人以柄了，以至于让部分西方媒体有了“不得不编造”的口实。 另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对西方媒体的一刀切和一锅端。尤其在CNN事件后，西方媒体被全盘妖魔化为“虚伪民主”、“西方政府的喉舌”、“对中国的敌意和颠覆”。这种观念在中国人，甚至在留学生中都相当普遍。而有这种观念的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一直以来全盘接受CCTV为首的官方媒体宣传，认为凡是与此相悖的报道都是虚假的，或者是用心险恶的。这部分人占有很大比例。另一类则是因为某些事件看透了party宣传的虚伪，转而投向西方的媒体，唯马首是瞻。而CNN假新闻事件后，这一类人中的一部分感到绝望，认为所有媒体都是糊弄老百姓的，转而变得不相信任何媒体，任何外在的言论。这就蜕变成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犬儒主义者。 我们需要理清这样一些问题。首先，国外也有官方媒体，但大部分是私人的。这些媒体在产权方面对董事会和持股者负责，为他们盈利；在内容方面则对读者或者受众者负责，为他们提供想要的信息。换句话说，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了一家媒体的言论。在美国的媒体圈里，辱骂总统、修理政府是最常见的关于政治的爆料方式，原因很简单，老百姓喜欢看。在美国打开电视，不管是Jon Stewart，还是Colbert，甚至包括前不久被我们政府要求道歉的CNN卡弗蒂，几大名嘴的拿手绝技都是拿布什开涮，每次都弄得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灰头土脸。完事了，还要赔笑请媒体到德州的农场吃烧烤，哀求下次骂轻点儿。这还算好的，广电总急要是天天守着《南方公园》看，非得晕过去不可。总之一句话就是，除了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对国家有明显危害、叛国等情况，西方政府是不能对私人媒体的内容进行管制的。 弄清了上面的问题，也就好理解那些所谓“西方媒体选择性失明”的问题了。他们更愿意报道符合他们受众的口味的某个事情，就每个非官方媒体而言，这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有选择报道自己愿意报道的权利。这个道理是显然的。比如在我的博客，我有权利删除我不喜欢的留言而不必给予任何解释（虽然我不打算这样做），这是我对自己的言论阵地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觉得我的文章不合口味，可以选择不看；认为我在文中对某人进行了侮辱，也可以收集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这和面向公众开放并不矛盾，因为选择开放或者不开放同样本身也是我最基本的权利。 表面看来，这和CCTV每天只报喜不报忧的歌功颂德是一样的。但我相信大家能明显地注意到其中的区别。因为在中国主流媒体是受真理部控制的，本该开放给所有媒体的、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只有一个声音。而在美国观众的眼里，你可以选择偏左的CNN，也可以选择偏右的Fox，还有一大堆中间的CBC，NBC，ABC等供你选择，总有一款适合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Fox的老听众因为不满CNN电台的言论，而气得要去法院告的。就算去告，也是必输无疑。 而另外我要说的是，“西方媒体选择性失明”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any同学提到的关于纽约华人万人游行的报道，其实西方各大媒体几乎都有报道，至少我在芝加哥，看到的几份主流报纸都有报道。但问题还是上面说的，他们报道的，未必都是你想听到的，但你有权利选择不接受这些信息，转投能提供给你想要的信息的媒体，比如CCTV。（那这样做又算不算是选择性失明呢？） 退一步讲，如果说真有什么选择性失明的话，造成这种情况的不是西方媒体，恰恰是我们自己。这其中少不了GFW一马当先的功劳。还是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依然是同一个例子，以“纽约 游行 圣火”和“new york parade olympic torch”分别作为关键字在百度、谷歌和Google上搜索，结果如下：
（注：国内的朋友无法登陆www.google.com，请在国外的同学验证一下上面的结果） 从上面的结果分析，关于“纽约 游行 圣火”的报道，由于多数出现在中文（中国）媒体上，声音基本一致，所以第一组的结果差别不大。而多数出现在外媒上的、以“new york parade olympic torch”为关键字的搜索，Google的结果是649,000项，被阉割过的谷歌也有350,000项，而在国内占据主导市场的百度居然只有区区192篇。这两组对比上的差异，相信很难以用搜索技术上的先进程度来解释。第二组测试表现的这种差异，恰恰说明了不是西方媒体而是我们自己在选择性失明。 （注意：此处所举例子有失当部分，关于技术细节请留意下面玩具熊和偶的争论。） 如同我们对西方的偏见一样，西方对我们的偏见一直存在，既有来自用心险恶的西方敌对政府，也有因为无知和缺少交流的普通民众。而几十年的单方面宣传，让我们对西方一直有着又气又恨的民族情绪。这种情绪，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力量，让这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共和国里的人们在饱尝因狂热带来的伤痛后，又很快的凝聚在一起，把这个国家从泥泞中拖了出来，奔向人类的大家庭。但另一方面，这种情绪的蔓延，又让我们主动的和西方世界制造隔离，人为的生成种种敌意，从而拖慢了前进的步伐。作为不经意代表了中国而直接出现在西方世界面前的留学生们，希望大家能保有自己应有的思维，再坚强一点，消散那些淤积了太久的情绪。要知道，我们在这里伸出的每一只手，每一个微笑，每一次对真相事实的宣传，都是在为扭转这种偏见而做的努力。也许下一次又轮到中国抗火炬时候，我们将看到真正的一次和谐之旅。
 （图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5/6/2008 照亮回家的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性格坚强、感情脆弱的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读着悲剧的时候，双手发抖，眼泪却挣扎着不肯掉下来。这算不算扭曲自己，我拿不准，但问题不大，因为它只关乎自己。但当这个世界时常不定期扭曲一下，把每个善良的人都卷入，以至诱发群体心绞痛。 我个人觉得，上星期被挖掘出来的凉山童工案，似乎不及去年的黑砖窑对包括我在内的公众更有冲击力。如果每天都在这个国家的暗夜里行走，我们会很容易变得麻木和审“丑”疲劳，而丧失对白昼的想象力。我们应该且需要被随时提醒这种危机，今年春节老罗他们发起的为黑砖窑母亲捐款的初衷即源于此。同样，我放下手中工作来写这样一篇日志也源于此。尽管，那作业那期末考，催得正紧。 事实上，比起去年在黑砖窑的新闻前丧心病狂地流泪，如今的我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和。摘除棱角的宝石，更能夺人魂魄；点燃照亮夜色的火炬，只需要掏出兜里的打火机就足够了，而不必跑到希腊奥林匹亚山去借火。每个人的心依然燃烧着，不必再添柴火。我咬牙切齿地看着南都记者深入探访，石排警方控制工头，东莞市委介入调查，凉山政府派人解救。井然有序，按部就班，以至于我总是怀疑每次震颤人世间的悲惨事件，幕后都是同一个导演。他们未必饱含深情，未必戮力同心，但至少开足马力摆足架势当好演员，而我只能在这里无能为力的观望。这个事件谢幕后，即使光鲜的领导们在被解救的孩子面前，对着镜头摆出恶心笑脸，我也决定不再当一条疯狗，跳出来叫骂，甚至都不打算去嘲讽。对于那些像狗一样活着的孩子们而言，因为不得已被拯救和因为爱心而重生，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我在努力学着分析事实，学着冰镇那些惨痛背后的悲哀。这无法靠煽情和自我感动可以解决。在偏僻落后的大凉山，贫瘠得无法耕种的土地，落后残缺的教育和谋生体系，以及难以想像底线的生产力水平，与孩子们在黑工厂里可以被印证的吃苦耐劳的品格，交相呼应。有这样一个事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大部分凉山的孩子都是被他们的父母主动卖给工头的，而这些孩子们居然可以怀着欣喜去接受。相对于我们这些坐在电脑前的一边喝咖啡一边浏览新闻的看客们，他们既缺乏关于贩卖人口的法律意识、也体会不出有关于被剥削的人格屈辱，唯一可以幻想的是能逃离贫困，不在饥饿中死去。于是在那些11、2岁的孩子们仅有的想象力当中，难以出现比能每天工作12个小时换一碗稀饭咸菜更幸福的事情。这种近乎童话般的呓语，就是一记响亮耳光。不单单是抽在黑心工头们的脸上，那些无所为的、但以为中国很和谐的当政者们，和无所谓的、但以为中国很强大的爱国者们，谁又能闪躲得掉？ 善良而傻乎乎的晋惠帝在听闻老百姓没有粮食吃而纷纷饿死的灾情禀报后，留下了“何不食肉糜？”的骇人名句，把“居庙堂之高”的统治者们关于民间疾苦稀少得可怜的想象力，刻画得入木三分，足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至今提起，都还能时不时的把当权者们雷得七荤八素。可近两千年后，一个带有颠覆意味的版本重现江湖。说它“颠覆”，是因为这次的想象力缺乏来自民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记者对被解救的童工马海曲布的母亲说：“你儿子在那边很可怜，两三天才能吃到一顿米饭。”之前还在为儿子失踪而痛哭的母亲突然一脸惊喜，说：“什么？两三天就能吃到一顿米饭？” 我承认，我看到这段，终于忍不住流泪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浑身充满了无力感。贫贱的母亲被不经意地强行抓去，参加一场和统治者比“谁的想象力更贫乏”的竞赛，结果还不经意的赢了。如你我一样的场外观众又赢得了什么吗？没有。我们输得更惨。因为我们甚至想象不到还有这样一种惨绝人寰的比赛。所以，如您所想，我更多的是为羞愧而流泪。这个神奇的国家永远都在以花样翻新的招式强奸我可怜的想象力。我被操得筋疲力尽，终于失去了继续理性分析的勇气。我开始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开始对我们的执政者产生异样的崇拜感。比起善良而傻乎乎的晋惠帝，他们牛逼到甚至不用说半句授人以柄的“正确的废话”，随时掏出鸡巴就可以“居庙堂之高”尿我们一脸，哪怕我们“处江湖之远”，远到凉山。事实上，我们才是“善良而傻乎乎的”。 就这样飘来飘去的火炬在倒计时100天的时候飘了回来。同一天，12岁的凉山小女孩罗思琪对着镜头哭着说“我不想回家，爸爸妈妈已经把我把我卖了”；而马海曲布则坦率得多：时常在梦里出现家乡很美很美，但会饿死人。他们的潜台词都是：不想回去。他们都如吃不够的婴儿一般，嗷嗷待哺地等着每天被剥削12个小时的完美生活。然后留给全世界大把幸运星似的机会，让我们庆幸自己其实也不算完美的生活。但我们会趋吉避害地选择，唱着庙堂指定的赞歌（或者战歌），拎着那根巨型打火机，满世界点火。如今打火机回家了，也不肯歇着，再生一堆足以让全国人民肾上腺素上升的篝火。唉，随他们去吧，反正我从不指望这火光能有哪怕一丝照到凉山的某一个角落。我宁可陪这些孩子玩安徒生的游戏，一根一根划燃火柴，为这些怕黑的孩子们，照亮回家的路。
5月17，芝加哥->洛杉矶->首尔->重庆。我想回家，我不敢回家。 4/18/2008 不要再逼我站队其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已经开始习惯了静静地看待网络上的人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意见——理性的，暴力的，问候你家女性的。当然，我也曾经在岁月里无数次参与过其中，觉得很爽，只为着当时满腔的热血。现在我把自己装作一个旁观者，倒也不全赖皈依理性，更多的是一种厌倦。但我已然觉得安慰，毕竟在大部分时候，网络的板砖都没有砸进现实，没有谁为此造成血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网络上的暴戾之气即便是来得如此之狠，对于从文革里走出来的父辈们来说，也远在梦想之外，月亮之上。 这一个月，地球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东边西边。有无数人和我谈论这个事情，有无数激情照片抗议宣言让我加热血管，燃烧脂肪。我不可能看不到，甚至不可能装作看不到。我必须有个态度，甚至不能偷偷的有这个态度，哪怕我躲在美国。很多人都逼我表态。表态对我并不重要，只是对这样生活被打乱、精神受尽折磨的一个月，我感到由衷地不舒服和不适应。且不说爱国青年们都打翻了鸡血，甚至包括那些很多平时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人们，都开始站队，这让我很惊奇。自由主义者号称站队自由主义阵营，真是莫大的讽刺。就好比对于毛片，以前，老师和老友分别扮演教育和教唆的角色；现在他们合伙扒光了我的裤子把我摁在屏幕前，打赌看我多久能硬，看我能硬多久。松岛枫声鹤唳，苍井空空如也。偶像面前我瞬间崩溃，悲伤穿透心灵。看这样的毛片还能有快乐么？除了想射他们一脸还能有什么想法？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多年被教育的，突然被改造的。但怎么会那么的非白即黑，一定要划到某个阵营里去？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宽容，每个人都替你预定了前进途中的下一站旅馆，都得入住，不然就是敌人。 昨夜月色惨淡，睡不着觉，起来写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3000多字，以我有限的知识和资讯，表达了对西臧的历史背景、新闻-言-论-自-由、闹运会的独-立体系、社会和族群的认同感以及社会经济的一些看法。很肤浅，充满了我自以为优越和深刻的味道，远没有牛博网的莫之许醉钢琴们写得客观有见地。可今天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这篇文章被我轻轻地拖进了垃圾箱，不带走一丝遗憾，却不仅仅是因为写得不甚满意。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给自己的朋友们看，而我却只是想表明这样一个态度：我并不想因为我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与你们和他们不同，而变成了汉奸，变成了叛徒。你们爱我，无须爱我的看法。南方都市报的长平说：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同样，我也不是卖国贼，只是，我也不想被另一群人称作爱国贼。 划分成分，分清界限，是我们中国人不久以前都还记忆犹新的噩梦，日日夜夜在滚滚人流上空游荡。因为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我同意你“吃饭最重要”的观点，而你只是一只饿慌了的疯狗；我反对你“暴力教育人”的看法，而你却是我慈眉善目的老爸。而我们都团结了谁，又打倒过谁？有时候想来我们中国人的残忍比起其他民族真是不遑多让。 在像文革那样的年代，我们不得不和老爸划清界限而选择与疯狗为伍，还可以说是为了能让自己的肉体和政-治生命延续而不得已的选择，但让我很难理解的是，这种残忍到今天都还是永不消失的电波，刺激着网络上和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前段时间在连岳的blog（在国内应该不需要翻越鸡爱抚达不溜就可以看到）上看过一些读者来信。有两对年轻的恋人都因为这次的西臧事件所持观点不同而分手了。这让我觉得很难受。我不是要越俎代庖地替他们的爱情做决定，就具体而言，分手未必不是好的选择。只是在我看来，爱情无论什么时候都比政-治对我有意义。在这样一个主体政治占主流的国家里，爱情是为数不多的、还算可以自己做选择的人生大问题。因为政-治上某些观点的站队，而导致恋人站不到一对，还有比这更悲哀的事情么？ 如果我女朋友选择了和我不一样的政治观点，我会真诚地告诉她：我选择了你的时候，并没有放弃坚持自己的观点的权利，但我放弃了在你面前表达这种观点。你不需要站队，很多事情同样可以做得更好，就像我们面对藏族同胞，面对世界注视的目光的时候。当然，除了真诚，我们还需要一点幽默感，以应付咄咄逼人的另一半。比如，女朋友在浪漫的夜晚躺在身旁，却不满的对我说：“现在法国欺负咱们了，你还要继续坚持你的自由、平等、博爱么？”我就会故作坚决地回答她：“不那么坚持了，今晚我决定放弃自由平等，只要博爱。注意哟，是勃~~爱哦……”呵呵，很流氓吧？“流氓不谈政-治，女人都变天使”。 前天晚上一上QQ，短信十多条，大部分不认识，但都呈怒火中烧状，呼吁大家五一节抵制家乐福。对于不认识的，我的回复是这样的：“好的，我马上股沟一下，看芝加哥地区最近的那家倒霉蛋在哪儿。”大家都“呵呵”一笑，不再多言。对于认识的那位MM，我的回复是这样的不怀好意：“去吧，玩开心点。”
1/5/2008 试说新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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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个2007年终总结吧：这一年新闻看得好绝望……黑砖窑、钉子户、厦门PX、深圳火、华南虎、彭宇案、许霆案、胡紫薇…… 10/20/2007 郑智八卦 我也标题党了一把。其实这篇文章里郑智同学半点八卦都没有，我真正想谈的是政治八卦。本来单纯来看，“政治”这两字也不是最高敏感关键字，但恰逢党的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召开，本着“不给政府添乱，不给 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源于之前和小胖同学一次G点访谈。我问小胖：“中国人到底关不关心政治？”小胖用来宾打量朱军的目光白了我一眼，说：“不废话吗？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个国家的人比中国人更关心政治的？”看我脸真变成了朱军的白痴像，小胖开始拿出一副拯救失足青年的架势对我循循善诱了。小胖说：“比如，在国内，几个棒棒坐在路边等生意的时候都能为萨达姆怎么个死法扯上半天，这场景有没有见过？再比如，网上热血青年唾沫横飞谈笑间台湾日本灰飞烟灭，这场景见过没？再再比如，我们两个平时最臭味相投的都是些什么破事？还不就是‘naive，too simple，谈笑风生’吗？装得好像不是中国人似的。告诉你，政治话题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吃饭的加碘盐，走路的大脚丫，仰望星空的水汪汪的大眼睛！” 小胖说完长长地出了一口恶气，冲我得意的淫笑着。平时都是我摆出知道分子的架势开涮他，这次难得我问了一个傻问题被他抓了把柄，小胖显然早有准备，一鼓作气把我修理了个灰头土脸。 当然，我不得不承认，巨蟹座的小胖同学那颗敏感而娇嫩的 其实我相信和小胖同学有同样错觉的人不在少数，但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呢？一般来说，我们在讨论娱乐圈的时候都不会把音乐和八卦弄混。比如，如果你热爱音乐，哪怕是流行音乐，然后了解到对面办公室刚调来两天的新同事也是同好。于是你兴冲冲地跑过去问：“李丫鹏和王菲到底生了没？”正常情况下大家立刻就打成一片了。当然我承认可能会出现意外。比如你看人不准遇人不淑，对方是窦唯的歌迷，丫一摇滚爱好者，运气背了点火气大了点你们就打成一团了。 但是你拉住这个新同事一上去就问：你觉得张学友经常周期性失声，是不是咽喉振动频率过大，导致体表细胞死亡加速？或者，唱《吻别》的第二段的时候是不是切分音少了四分之一拍？估计对方立刻就晕过去了，要是没晕估计就开始怀疑人生：我怎么会被这么不幸和精神病患者做了同事？ 但一讨论到政治圈我们就开始分不清状况了。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喜欢看什么新闻和《新闻联播》该播什么新闻是一回事；查证国家大剧院是不是为宋祖德他姐姐修建和到论证底该不该修建是一回事；判断江核心把裤子提到奶子上还是下和判断“戴三个表”是否有科学性也是一回事。事实上这都是雾里看花，错把艺术当人生了。 亚里斯多德告诉我们：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可生活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人也是天生的八卦动物。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正常人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这两项活动的热情。而承接这两者和大众的最佳手段就是媒体。什么叫媒体？触政治和八卦的霉头然后体现给大家看，这就叫媒体。 在一个民主体制相对健全的国家，政治和八卦的关系应该各行其道，并行不悖。比如当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搞上床的消息被爆料出来后，毫无例外，一时间登上全美大小媒体头版。但大多数媒体都拎得很清，把它归入娱乐版块。政治和民主意识较高的美国大众过足戏瘾后也拎得很清：之所以弹劾克帅哥不是因为他搞了一个实习妹，而是他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这样一种比较健康的舆论环境，媒体和公众都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十分和谐。 当然对克林顿总统就不那么和谐了。本来政治家们就擅长以八卦当噱头，只要正面效果大于负面，为了不断吸引镁光灯，恨不得把和情人做爱的频率都捅给媒体。但这个技巧就很重要了。对于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掌握好对媒体爆料的技巧比掌握好性爱七十二式的技巧重要得多，也困难得多。搞好媒体关系，理顺媒体脉络，以及制造一种酥胸半露的青楼头牌神秘感和欲拒还迎的贞节牌坊庄严感，这秀就几乎成功了一大半。克林顿同学显然这方面做得就太菜了。在大门没关紧，窗帘没拉上的情况下，欲火焚身地非要在白宫这个世界大舞台上表演男欢女爱秀，被逮住了又能怪谁呢？ 然而，我们比较熟悉的政治八卦是另一种方式。几千年来把自己锁在紫禁城内，严防死守，鸦雀无声，威严无比。大众无法靠近，但不可遏制的八卦欲求总是不满。于是，所谓民间的传媒通过疏通大内知情人士，让一丝一线的皇家秘闻通过大总管张公公李公公王公公以锣鼓听音、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涓涓流出。这种八卦起初断断续续，不成系统，但你也知道，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再有限的线索也可以在创作后期解构成一个精彩故事，这就是后现代解构主义的由来。这些故事一般有一个千篇一律的特点，那就是蜻蜓点水，似有若无。这反倒让人遐想连篇，回味无穷。故事传到后来，版本越来越多，故事的真实性就成了考据学者的工作重心了。但对大众而言，这无所谓，反正“群众永远是不明真相的”。 其实就我来说，分清政治和政治八卦也是不久前的事情。曾经的我一样傻头傻脑，也是那不明真相的群众中的一员。记得以前上大学时，有次我在火车上看着对面民工兄弟捧着一本《红楼解密：杨钰莹和赖氏父子不得不说的故事》读得津津有味，而自己手里却是一本《美人赠我蒙汗药》，就十分惭愧。看看人家，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也知道利用时间参与政治，了解我党与金钱美色等糖衣炮弹作斗争的艰苦卓绝的历史。羞赧地把脸转到一旁，发现旁边坐着的这位带眼镜的、长得很白领的大哥哥，手里捧着的居然是《毛主席和三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斗争史》，我心里那个震撼啊，赶紧从书包里换出一本《金瓶梅》。心想：毛主席曾经把德文版的《金瓶梅》和《资本论》放在卫生间，通过看《金瓶梅》学习德语，然后再看原版《资本论》，避免被中文版的翻译错误所误导。我当然不能和毛主席相比，但是也深知这种精神十分值得我学习。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我要认真通过《金瓶梅》学好古汉语，然后才能深刻地掌握更多的古典文学，比如《肉蒲团》《灯草和尚》。那天我还记得，到了终点站天刚刚亮，我一下火车就看见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大海航行靠舵，万物生长靠日，有这样勤于执政的领袖，有这样热心参政的群众，人民政权千秋万代！ 小胖已经忘了和我的争论，他已经深深地被我的情绪感染。眼里饱含着深情的泪水，颤声问道：“那……那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大家都不关心真正的政治了呢？”我怒了，伸手就是一巴掌：“难道还看不出在中国关心政治是什么代价吗？你看我因为关心政治，26岁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这么惨痛的例子摆在你面前看不见吗？装得好像不是中国人似的！” 最后再次向郑智同学道歉，真的没有要八卦你的意思。你踢得挺好的，就现在的中国足球而言，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这次感冒比任何一次都坚挺，就像亚洲金融危机中的RMB；这次感冒比任何一次都持久，就像一直飞涨的GDP。 9/17/2007 我们的坐标左摇右晃50道题不能说明一切，但总能说明点东西。欢迎自我测试：
下面这个是我自己总结的，可能不太精确，但大致上不会差得太多。
我的结果：
政治方面我是标准的大右派，文化方面我也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很准！），经济方面我比较温和，也许是由于经济方面知识匮乏而缺少深刻的看法，认为温和的手段在经济方面是最合适的。 各位请留下测试结果，我想看看我到底在自绝于裆和淫民的路上会滑多远？ 9/12/2007 试说新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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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段内有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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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网络，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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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让我泪流满面的这张照片不拿今年中国最佳摄影作品奖，天理不容。
8/4/2007 试说新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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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2007 黑砖窑，摇到奈何桥在优渥的环境里沉醉的太久，人总是难免消磨掉很多普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这是我一个朋友愤懑地看完山西黑砖窑事件相关报道后发出的喟叹。我并不十分赞同：放弃名利而忘情于思索和追寻真理的例子何其之多。相反，我倒是觉得，如若说环境真的对那些灰色细胞有什么影响的话，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我们的想象力。比如在芝加哥自在地看风景的我，比如在洪洞县佝偻地烧砖的孩子们。我们都无法想象出对方的境遇，构想出对方的人生。唯一的区别在于，我对于这种关于黑暗的想象力的匮乏以至于无法用文字言语深以为耻，他们却在这种黑暗中发不出一点声音。
人性城堡的陷落 我是支持人性本恶的。我总是在说，关于人性所有丑恶的表演，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层峦叠嶂的反复涌现。尽管这个历史的长河从未断流过，幸运的是，我从来没有不清醒到把这种人性的恶和与之对应的时代隔断。你能分清奴隶主剥夺奴隶的自由和地主盘剥农民收成之间谁的人性更恶吗？不能，是吧？我也不能，所以在面对那个仿佛突兀地矗立在眼前奴隶工厂，面对那一个个仿佛来自另一物种的孱弱的幼小身影时，一切指责都显得无力，一切批判都显得荒谬，一切同情都显得虚伪。如果说这种沉重让人无法分清人性恶的程度，那你又能分清奴隶主赐予奴隶自由和地主减免农民租息之间谁的人性更善吗？还是不能，是吧？那群孩子也不能，所以当他们被号称高效的救援工作组宣布解救获得自由时，他们茫然的表情分明没有对此刻人性重现光明作应有反应，倒是我们这群旁观者在电视前报纸前电脑前作义愤填膺状，声泪俱下；或作欢欣鼓舞状，以示圆满结局。 仅仅发现人性的缺失，这其实只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却麻木着，常常把它当作千辛万苦创造的丰功伟绩而洋洋自得，说这是良心的回归。却不知我们在这种自得其乐的意淫中迷失了对善恶的判断，这才是真正所谓人性的缺失。
枷锁缠身的制度 我一直觉得这样一种无以复加的罪恶首先在洪洞县被开采出来，是一种天意。当然这样说没什么科学道理，那就换一种说法：这是一种暗喻。家喻户晓的京剧名段《苏三起解》曾是童奴的事件之前，洪洞县被人所知的最光亮的招牌。尽管我也不能断言此后洪洞县就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至少在我心里，它成了一道关于制度拷问的、无法抹去的缩影，甚至象征。 人性的沦丧，不独是哪个民族与他人无关的事情。奥斯威辛和南京，卢旺达和南非，都是人类自写的肮脏历史，即使想起来就让人恨不得羞愤自尽，也该是一人来一刀。与之相反，在我常常笑称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总有一些事情是羞于对外人提起的，要么难以言状，要么讳莫如深。 唱段里的“苏三离了洪洞县”，人们自然可以想唱就唱；只是“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是否也同样可以心安理得唱得响亮？静心想来，谁又能否认苏三没有冤死其实是个偶然？同样谁又能否认童奴被解救其实也是个奇迹？既然是偶然是奇迹，那就不能指望他在每一个苏三、每一个童奴身上都发生。这个偶然和这个奇迹太像了，甚至于在手段方面都那么似模似样。古有拦轿喊冤，今有越级上访；古有青天沉冤昭雪，今有总理火速批示。可惜的是，青天公务缠身不常有缘，总理日理万机未必有空。可让人难以理解的神奇就在于：人们宁可趋之若鹜在这种小概率事件上，也少有人寄希望于法律制度。你不用撑着一双无邪的大眼睛问为什么他们都那么傻，老百姓才不傻呢：如果不是因为庄稼注定颗粒无收，谁又愿意去守株待兔？ 让人惊奇的是，如果说老百姓把这种“法律无外乎求情”当作救命稻草让人倍感心酸的话，官员们把“法律无外乎留情”当作护身法宝却让我没有太多关于无耻的遐想。尽管我实在难以相信洪洞县的干部乃至山西省的领导会有谁而因此下台（最多平调他职，这叫转台），这无所谓，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可是这些不作为的干部和有关部门所表现出来的平静与冷漠甚至与进驻的媒体为敌，让我窒息。这绝不仅仅是他们心灵的不忏悔可以解释，这也绝不仅仅是地方保护主义可以解释，当所有机构和个人按部就班地运转仍然出错的时候，那就是制度出了问题。既然是制度出了问题，你叫他们忏悔什么？即使真的奇迹发生，即使他们当中有人为此身陷囹圄身败名裂，我在痛快地骂他们罪有应得的时候，是否也会同情他们成了制度的替罪羊？ 当地方的官员们大会小会宣讲中央“以人为本”的时候，却看不见手下的奴隶主们只不过在“以人为本钱”。可悲的是，这还不全是他们的错。而我们，这些也非最底层的市民，依然在盼望着透过厚重阴霾还残留的一缕阳光。同样可悲的是，这一缕阳光几乎没有驱走寒冷，还掳掠了我们反思的斗志。
谁的呐喊？ 鲁迅先生那句“我向来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呐喊，毫无疑问，快被我们用烂了。但用烂了也得接着用，每每举目四望，血淋淋的事实总是把这句话刻画得入木三分。于是你说，好吧，我们呐喊吧，可是你却发现我们和那些被呐喊的对象居然都是本该“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的中国人”，还有比这更让人沮丧的事情吗？ 洪洞县童奴事件是靠着一个有良知的记者曝光出来的，这本身已足够让人心寒；可是在我们的媒体中，还能残存这种良知的又还剩几人？如果说媒体出于政治的原因而选择性失明尚可原谅的话，那出于功利和利益而选择性发声则尽显丑态了。大家都知道美国弗吉尼亚理工枪击案的当天山西煤矿事故死去了同等数量的民工，可其时浏览各大网站，枪击案的专题都是大制作大手笔，新浪为了抢新闻的时效性，甚至不惜不加证实转载小报芝加哥太阳报关于凶手是华人的虚假新闻，俨然煞有介事，一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姿态，着实不负第一门户网站的盛名。反观煤矿事故的报道，藏身于阴暗角落，几乎落于滚动新闻的处境。这反差之大，以至于常常不由得不让我认为，我们几乎没什么底气要求日本为屠杀道歉，因为我们自己就在不断的丢弃和羞辱自己的同胞。 这次童奴事件，手段之残忍，影响之恶劣，人性的沦丧程度之令人发指，所有这些已经满足了媒体大爷们所谓的“新、奇、大、快”的新闻要素。在见怪不怪的煤矿死人都成了炒冷饭的时候，各大媒体杀将出来，八仙过海，大显神通。可是在这些铺天盖地的新闻中，大量是对童奴们惨状的煽情描述，对人贩子包工头的含泪控诉，对英明领导神武公安的及时颂歌，对新闻记者采访之艰巨的自我标榜。这很好，可是你看到了多少对人性的反思，对制度的拷问，对现实的呐喊？我从来不指望媒体和中央的红头文件对着干，但是可恨的媒体甚至不惜自降标准，避免锋芒，主动申请限制。扪心自问，作为大众发言的喉舌，掌握话语权的你们可曾有过自己真实的声音？ 我们一方面对指望不了的媒体表示失望，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不作为的个体依然摆出了任人阉割的pose。同样，没叫你和govern-ment对着干（怂恿别人当烈士是居心叵测者的下三滥手段），可是当你写好一篇反思雄文兴高采烈发到新浪博客，却被管理员手起刀落，然后还满含委屈问为什么的时候，我除了好意劝你搬到“尽管常常登不上但至少没有刀斧手”的msn space之外，更不怀好意的把这类sb行为也归入不作为的范畴。
我不知道，这样的惨痛的人生经历会不会在那些孩子们心中留下什么，但是对于这个国家，他们就是记录着这段丑闻的活化石。这样的化石是羞于见人的，当然越少越好，但是在不可预计的数量最终突破人们坚守的脆弱底线之前，还是请不要忌讳我们的丢脸，毕竟，这一次，我们连底裤都没坚守住。 3/15/2007 当今中国农民的N种不幸（一）1。占用土地。 这里的占用土地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由于国家所谓公共项目开发而征用农民的土地，比如修建高速铁路或者三峡大坝；后一种则是由投资商或者开发商基于私人项目而向农民购买土地使用权，比如修建工厂或商品房。 占用土地必然涉及到相应补偿的问题。对于前者，一般是中央gov-ern-ment拟出一个方针性大纲，在此基础上，地方gov-ern-ment拟出一个可执行条例作为补偿标准。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农民不愿土地被征用，gov-ern-ment（包括中央gov-ern-ment和地方gov-ern-ment）是否有权强制执行。在中国，土地的所有权是国有的，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尽管如此，gov-ern-ment是否有权力强行推-翻和农民形成的这种天然的、基于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契约，在我看来，要打很大一个问号。更主要的是，基于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由于受教育文化的限制，对于他们应该拥有何种权利往往一无所知；而gov-ern-ment则相反，什么都知道但装傻从来不说。第二个问题则是出台的大纲和条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如何保证。中央的方针性大纲一般来说经过人大讨论通过而具有合法性，但由于这帮人大代表对中国农民实际情况的了解往往及其有限，合理性则该受到质疑。而地方gov-ern-ment的补偿标准几乎连这个过程都省了。gov-ern-ment的相关部门（比如土地规划局）往往越俎代庖来拍板通过。中国的听证会也开得不少了（尽管没用，该涨价的一次不落的涨），你什么时候听过对农民土地征用赔偿开过听证会的？农民对于法律意识和自身权利的无知，恰好成了gov-ern-ment无所顾忌的推进器。 后者从根本上来说，本来是开发商和农民两个法人之间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交涉，但gov-ern-ment时不时的插一腿常常导致这种平等被打破。在中国农村，95％以上的情形是地方gov-ern-ment由于考虑到投资带来的如税收之类的经济效应而不自觉或有意识的站在农民群体对立面，成为投资开发商的说客甚至代言人。农民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比第一种更惨。gov-ern-ment显然更强势，但对于因公共项目而占用土地的赔偿往往还算合理，以致于有些地方的农民甚至把gov-ern-ment征地当作一次性致富的手段；但一切以利润作为参考的开发商，在地方gov-ern-ment的“保驾护航”下，在赔偿问题上的表现近乎无耻。这种盲目偏袒开发商的行为越演越烈，甚至导致开发商施用暴力征地的情形在中国时有发生。 点评：自古以来，土地对于中国农民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在我看来，中国农民从没真正拥有过它。但是比起常常在社会地位上贬低他们的城镇居民来说，农民相对还算幸运的。由于城镇土地常常蕴藏更大的价值，导致城市拆迁的过程无疑惨烈得多。
 文明拆迁，太有才了！据说发生我老家重庆，杨家坪地段。 （图片转载自网络，版权属原作者及所有）
2。官员。 这里的官员当然首先指的是贪官，其次是庸官。 在中国这个贪官杀之不绝的社会里，人们谈到这个话题已近乎麻木。可以想见，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极度不喜“老百姓”这个称呼），每天看到新闻报纸上层出不穷的贪官落马的新闻，也许你也会一窝蜂的跟着骂娘；如果你是一个底层小公务员，看着上面的高层官员走马观花似的更迭轮换，也许你也会跟着周围同事八卦一下。但是，对于农民而言，哪能那么轻松？直接或相对直接骑在他们头上的官员们，就是一把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农民对于官员的态度，从世界范围来看，的确是个另类。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土壤，把这种另类滋养得异常肥满，竟成主流。“父母官”和“子民”的称谓，将官员和平民之间的关系说得清晰明了。（有人对我说：都什么社会了，还在说什么“父母官”？现在叫“公仆”了！求你了，都什么时代了，现在也没有“fan-ge-ming-罪了”，现在都叫“破-坏-国-家-安-全-罪”了！你他妈的敢跑到tian-an-men广场往自己身上浇-汽-油吗？）只是对于农民而言，即使他们极尽卑微之能事，也往往无法躲过来自贪官的层层盘剥以至迫害，最终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在中国现行的行政划分和官员制度下，从村支书到乡长，都可以算作农民的直接或相对直接上层的官员。这个在数量上占中国官员最大比例的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农民生活和命运的直接决定因素。“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场定律越往底层其实往往越行不通，这跟中国农村的具体环境有关。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制度。在土地广阔，人口相对稀少的农村，一个个形成的行政单位往往就是一个个相对封闭独立权利体。在这个封闭环境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说得难听点，就是一个个山高皇帝远的山寨大王。来自中央的权力压制，在这里往往如同遇到减压阀，一下子没了冲力。而来自中央的、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政策方针的信息，在这里往往如同遇到过滤装置，只剩下无损当地官员的残余。在行政权力上和在信息权力上可能形成的双重封锁，导致在这个封闭体内农民在危及到自身权益的情况下，少有突破的可能。相反，在其中的官员们则尽享了这种“保护罩”带来的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好处，最终产生了一大批“权力最小，人民最恨”的贪官。 由于传统的封建宗族思想在中国广大的偏远农村还有很大的市场，所以还有相当一部分地方，村长村支书在拥有了一村最高执行权力的同时，也相应的拥有了最高的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在这些地方，村长村支书除了作为上级政府的直接代言人外，也成了一个大家族的家长权力代言人——如果你把一个行政村看作一个大家族的话。他们在维护行政上实际该拥有的权力外，往往自定义出只施用于本村的私有权力。而这种权力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农民往往是致命的。所以你从媒体上看到诸如“村长带领村民暴力拒警”“私设刑堂致死外姓村民”之类的新闻也不足为奇了。 至于庸官，他们对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依然不小。由于信息文化技术等等方面的限制，农民在面临发展本地经济方面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而对于掌握行政决策权和资源调度分配权的下级村官们来说，他们自身的开拓意识和施政水平几乎决定了整个村落的经济发展走势。所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在整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直接面对底层农民的官员们在职能转型上的意义总是更为重要。一个庸官很多时候比一个贪官更让人无奈。 点评：当然，我也不得不说，当代中国的农村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其实做的相当不错了，在农村，真正意义上普选搞得有声有色，也大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选出的官员也几乎符合了民意。相反，那帮才在北京开完会“号称代表人民”的代表们，我在惊讶于他们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提案的同时，不由得暗暗疑惑：我什么时候选了他们来代表我了？？ 还是让我在美国当个农民吧，想到以后这样一个场景：我冲到“村政府”的办公室指着村长的鼻子破口大骂“你tmd看看，拿我们纳税人的钱干了些什么？”，村长低声下气，不敢吱声。我不由得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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